評價多爾袞可以說他是一個有功有過的人，也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。在一統中原中的作用在不到一年里，多爾袞為清朝立下了兩件大功：一是擁戴福臨，鞏固了新的統治秩序；二是山海關之戰中運籌帷幄，擊敗了農民軍，占領了北京城，開啟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歷史一頁。特別是他占領北京之后，嚴禁搶掠，停止剃發，為明崇禎帝朱由檢發喪，博得了漢族士紳的好感，然后迎請順治小皇帝赴京登基，很快穩定了占領區內的形勢。這些功績，在順治元年開國大典上均得到表彰，不僅給他樹碑立傳，還賜他大量金銀牲畜和衣物，并封他為叔父攝政王，確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貴族的顯赫地位。

李自成退入山陜之后，原明朝降官降將紛紛反水，但他在順治元年（1644）六月仍積極準備反攻，坐鎮平陽（今山西臨汾），分兵三路北伐。另一支農民軍在張獻忠率領下已建大西國于成都，統一了全川，而多爾袞對此尚不了解。其他小規模的農民軍則更是活動頻繁，使近畿地區常常飛章告急。除此之外，殘明勢力已于五月中擁戴福王朱由崧為帝，定都于南京，改年號為弘光。雖然其政權君昏臣暗，但畢竟尚擁有中國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，兵多糧足，構成清朝統一中國的障礙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多爾袞的戰略是：對農民軍的主要力量堅決消滅，其中對地方小股起義、“土賊”則剿撫并用；而對南明政權則是“先禮后兵”。

在此方針領導下，多爾袞先后派葉臣、石廷柱、巴哈納、馬國柱、吳惟華等進攻山西，十月攻陷太原，進而包圍陜西。同時，多爾袞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對南明君臣招撫，并寫信給南明閣臣史可法，提出“削號歸藩，永綏福祿”。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團來北京談判過程中，他將其軟禁起來，并不給予明確的答復。此時，清軍已于九月占領山東，十月進據蘇北，與史可法的軍隊沿河相峙。在這種形勢下，多爾袞認為全面進攻農民軍和南明政權的時機已經成熟，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濟格和多鐸率軍出征，向農民軍和南明福王政權發起了戰略總攻。

就當時雙方力量對比而言，多爾袞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實力。由于他雙管齊下，本來不多的兵力卻分兵作戰，兵分則勢弱，容易被分別吃掉；況且此舉很容易引起漢民族的同仇敵愾，使他們暫釋前嫌，有可能攜手作戰。就在這年十月，大順農民軍二萬余人進攻河南懷慶，獲得大勝。敗報傳來，給多爾袞猛然敲了警鐘。